被国资整合收购后的红日，或许会有一天能做到“让所有的员工为做红日人而自豪”，只是这份骄傲和自豪，已经与姚小青无关。
撰文| Suzy
编辑| 顿河
红日药业成立的近三十年间，与姚小青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从1996年成立红日药业，到一手推出绝对支柱产品的血必净注射液。红日药业的三十年，可以说是姚小青的三十年。
4月1日，红日药业发布公告称，姚小青于近日提交辞职申请书，“因个人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的相关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从创办到上市，红日有过一段非常顺遂的日子，但姚小青与大股东大通集团的股权与控制权之争也从未停止。
随着姚小青退出，如今的红日，已经不再是当初的红日。在兴城投资（成都国资实控）入主红日药业后的几年时间里，红日药业原班人马接连辞职。此番姚小青辞任董事长，意味着红日药业新旧股东之间的权力交割彻底完成。
高管集体轮换、被动减持、司法拍卖……如今的红日药业似乎只能用命途多舛来形容。
接手红日药业的成都国资委，面对的是一个业绩和股价齐齐下跌的红日：2022年及2023年，红日药业的营收分别为66.5亿元、61.09亿元，净利润分别为6.24亿元、5.07亿元，净利润不到10%；不到4元/股的股价不及发行价的十分之一。
“老六家”的辉煌与尴尬
“我们要将可爱的红日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高科技企业，要让我们的产品为全人类服务，要让我们的工厂设在五大洲，要让我们的同事遍布全世界。”
这是2011年，红日药业成立15周年时，姚小青写下的豪言壮语。字词间，能感知到姚小青对于红日的感情和自信。而彼时的红日，确实是有这个底气和资本喊出这样的口号的。
红日药业的前二十年，其实算是幸运的。
创业之初，姚小青看准了风险小、收益快的仿创药，通过对脑复康注射液和脑蛋白水解物注射液的创新，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虽然2001年，国家发改委开始对药品价格进行调整，红日药业的脑复康注射液大降价。
同时，为了实现突围，姚小青开始研发具有技术壁垒的产品——血必净，并且获得了该产品20年的独家专利权。这为红日药业筑起了护城河。
2003年，刚被研发成功的血必净正好碰上了“非典”。血必净可以治疗因感染诱发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也可配合治疗多器官功能失常综合征的脏器功能受损期的特性，被列为非典首选的治疗药品之一。
通过血必净，姚小青带着红日迅速在中国医药产业中杀出一条路。2009年10月30日，红日药业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成为全国首批、天津首家创业板挂牌上市企业，发行价为60元/股，这个发行价刷新了当时中国A股市场的发行定价记录。
2009年10月红日药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图片来源：红日药业官网
利用资本平台，携资金优势，公司进行产业并购、技术引进，扩大产业规模、扩强市场容量。短短几年的时间，公司市值从五十亿提高到一百五十亿规模，市场规模与利润、税收成倍增长。
因业绩突出，公司自上市后连续荣登《福布斯》中国潜力企业榜、位列“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评选”创业板二十强前十强。2014年，公司还进入了“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
但是繁荣之下，必有隐忧。单一的产品和业务，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都是明面上的隐患。
为了改变最初单一产品驱动增长的局面，2012年，红日药业收购了中药配方颗粒头部企业北京康仁堂药业，这也是红日药业最“聪明”的一笔收购。2001年，国家将中药配方颗粒纳入规范化管理，最初仅允许6 家试点企业生产，这六家企业也被行业内称为是中药配方颗粒的“老六家”。即广东一方(中国中药)、江阴天江(中国中药)、 华润三九、北京康仁堂药业、四川新绿色、培力南宁(培力农本方)。
这六家企业在当时垄断了中药配方颗粒80%的市场。红日药业成为了能够抢先占领市场那“幸运”的六分之一。
此一举对红日药业的业绩助力不小。2015年，中药配方颗粒业务营收已经超过红日药业的最强单品“血必净”成为其第一大营收支柱。直到2021年，红日药业中药配方颗粒业务的营收规模达到巅峰42.35亿元，占公司总营收的55.21%。
2015年，为拓展医疗器械板块，红日药业又斥资9.69亿元收购北京超思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同时设立天津东方康圣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分别主营电子医疗器械和健康管理咨询。
2021年，红日药业的业绩尤其是中药配方颗粒达到了顶峰。但这一年也称为红日和整个中国配方颗粒行业的转折点。
2021年2月，国家药监局等四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结束中药配方颗粒试点工作的公告》，结束了长达20年的中药配方颗粒的试点工作，“今后所有中药企业都可以生产中药配方颗粒，实行备案制，不再需要申请批准”。红日药业往日的“垄断”地位不再，当年就有家60家企业获得相关资格。
市场份额面临挤压的同时，产品利润也在接受挑战。2021年8月在答复《关于加快中药及配方颗粒进入集中采购的建议》时，国家医保局表态下一步将加快将中成药及配方颗粒纳入集中采购，参考中成药省级集采大部分产品降幅在30%-50%左右，集采势必也会对配方颗粒的利润空间造成挤压。
红日药业的营收支柱业务竞争对手环伺、政策对利润加大施压，这也立即反映在了当年的业绩上。2022年，红日药业营收、净利润双双下滑，其中中药配方颗粒及饮片收入同比下降20.66%至33.60亿元。
受冲击的业绩，似乎只是一个线头，随之而来的，是红日药业已经存在多年的旧疾爆发。
红日的忒修斯之船
1996年，曾是三甲医院医生的姚小青斥资百万收购了当时濒临破产倒闭的红日制药厂，成立了后来的红日药业。
红日药业创立之初，姚小青因资金困难，四处举债，大通集团以“白衣骑士”的身份带着充足的资金出爱心出现，也因此大通集团取得了红日药业的控股权，姚小青股东席位退居次列，继续管理公司。
创始人失去控股权，这也为后续二者的争斗埋下了伏笔。
红日药业上市时，招股书中明确列出了股权分配：2000年红日药业改制重组时，大通集团持股60%，而姚小青仅持股15%。2009年，大通集团的持股比例变更为37.0997%，姚小青的持股比例则升至33.93% %u3002值得注意的是，曾国壮、刘强、伍光宁各自持有大通投资10%的股权，并与实际控制人李占通（大通集团法人）为一致行动人，因此，大通集团实际上的持股比例为48.24%。
当时的红日药业几乎称得上顺风顺水，姚小青和大通集团的矛盾并未被放到明面上。
姚小青和大通集团的“关系”转折点发生在2018年。大通集团债务缠身，频繁质押公司股权，终于失去了红日药业控股权，而姚小青通过和当时公司副董事长孙长海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取得内斗胜利，上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但对于姚小青来说，好景不长，同年11月，大通集团将其持有的11.45%的股份转让给兴城集团，姚小青和孙长海也分别向兴城集团转让了共计4.745%的股份。2019年1月，兴城集团与姚小青、大通集团签署了一份《关于支持成都兴城集团集团有限公司取得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协议》，紧接着姚小青将其所持红日药业6%的股权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兴城集团行使。此即意味着，兴城集团实质上拥有了红日药业22.195%的股权，兴城集团的实控人成都市国资委也成为红日药业的实控人。
或许是确定“无力回天”，2021年开始，姚小青和儿子姚晨，以及红日药业的一众高管纷纷开始减持红日药业股份。截至2022年底，姚晨持股由最初的4736.9万股减少至1134.6万股，退出公司前十大股东行列，累计套现1.57亿元。截至2024年初，姚小青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三年前的13.70%降低至10.24%，累计变现6.11亿元。
在兴城集团入主之后，红日药业动荡不断：两任副董事长孙长海、郑丹分别在2019年和2024年辞职，大股东大通集团的曾国壮和伍光宁、李占通也分别在2019年、2023年辞去在红日药业的职务。
随着姚小青的正式离开，红日这艘船的船板已经几乎看不到原来的痕迹，而随着对中药配方颗粒的政策挤压和中药注射剂的“围剿”，曾经业绩支柱的两大“发动机”今后发展几何也称为一个谜。
“要让红日像他的名字一样成为不朽的丰碑，要让所有的员工为做红日人而自豪，要让所有的人都羡慕你是红日人。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的道路多宽广，我们前程无比辉煌。”这是姚小青曾经的期待。
被国资整合收购后的红日，或许会有一天能做到“让所有的员工为做红日人而自豪”，只是这份骄傲和自豪，已经与姚小青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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