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烛之武退秦师》一文中，秦穆公的存在感很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主要与左丘明的叙事策略有关，他力求在行文中保持叙事主线的单一集中，避免了叙事层面的旁枝逸出，更加突出了核心事件的统一性与完整性。语言上的简洁传神、详略得当，使主题十分紧凑，规避了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错位，从而使各个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基于此种理念，作者自然要对秦穆公这个次要人物惜墨如金。但作为“围郑”联盟的秦国国君，其地位的重要性又不言而喻，虽然只用了区区十八个字，但却包含着四个连续性的举动，而这四个连续性的举动看似信手拈来，漫不经心；实则匠心独运，浑然一体。正是在不经意间，水到渠成地展现出秦穆公老成谋国的关键能力。
一“说”——体现了秦穆公老成谋国的敏锐判断力
“说”通“悦”，喜悦之意，直观上呈现出的是一种面部表情，但内涵上折射出的却是秦穆公的内心情感。从表层义上看，这一举动是对烛之武辞令的理性认可与高度赞同；从深刻义上看，这一举动则是对秦穆公举重若轻地处理复杂外交事务手段的显性外露和隐性遮蔽。
显性上，喜悦的表情让烛之武产生了一种不容置疑的错觉，使他自以为无懈可击的说辞已经深深地打动了见利忘义的秦穆公。诚然，烛之武示弱对方的语言技巧，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熨贴像秦穆公这般乱世雄主的情怀，也能极大地拉近两者的距离，产生情感共鸣，从而达到化敌为友的外交目的。毋庸置疑，人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同情弱者的悲悯情怀，特别是不可一世的强者，更容易站在尊严的高度俯视弱者而不忍对其痛下狠手，而秦穆公恰恰就是这样的强者。对于强者而言，往往会用一种藐视的态度对待能和自己抗肩甚至超越自己的强者，内心多会流淌出愤懑与不服的情绪。既便基于实力的考量而可能被短暂性压制，可一旦看到机会的曙光照射过来，便会毫不犹豫地迎光而上，拼尽全力也不惜与对手一决高下。而晋文公恰恰是这样一位可以与秦穆公抗肩或者略强于他的强者，为家国计，秦穆公才强忍内心的情绪与之结盟。烛之武抓住的正是秦穆公这种高傲心理，以弱者的姿态不卑不亢地走进强者的内心世界，在得到适切的接纳后，又以设身处地的苦口婆心替他分析利害关系，道理讲得鞭辟入里，情感说得感人肺腑，方方面面都无可挑剔，这就进一步得到了秦穆公的接纳与认可。在两人情感融洽之际，烛之武却在不经意间，顺理成章地点出晋国对秦国所做出的忘恩负义之举，这一举动虽有挑拨离间之嫌，但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在秦晋联盟的约书上划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鸿沟，使秦穆公对晋文公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警觉。烛之武是一个察言观色和揣摩心理的高手，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他要在秦穆公的情感天平上加重利己的砝码，让其更倾向于郑国。于是，他向秦穆公预估了郑国灭亡后晋国的下一步举动，毫无疑问，晋文公为了千秋霸业，必然会损秦而自肥。合情合理的推测令秦穆公不得不信服，也使晋文公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这就让秦晋建立在利益之上的联盟有了根本上的松动。当有更大利益出现时，作为强者的秦穆公背弃盟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固然，利益最大化是秦穆公这类强者的终极追求。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举动从深层角度体现了秦穆公老成谋国的敏锐判断力。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能够在礼崩乐坏的乱世占据霸主之位，绝不是一个平庸无能之人，相反应该是一个各方面能力都非常出众的强者，特别是为君理政的能力，绝对能够傲世群雄。为君者，喜怒不形于色，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猛虎趋于后而心不惊。秦穆公应该深谙此道，可他为什么偏偏用了一个喜形于色的举动呢？这显然不符合秦穆公明君与强者的身份，从这个层面上讲，这个举动的外显性意义远不及内隐性价值。表面上的喜悦可能是对烛之武不卑不亢的态度与入情入理的辞令的有力渲染，更可能是为了获得内隐性价值的最大化而采取的故意之举。这一举动极易给人产生错觉，让人误认为秦穆公已经完全被烛之武的说辞所折服。而实际上秦穆公何尝不是用这种假象来蒙蔽烛之武，从而让他产生这种错觉呢？果不其然，紧接着提出的结盟与驻兵要求便印证了这一点儿，这是老谋深算之举，为秦国将来获取更大利益埋下伏笔，这才是内隐性价值最大化的表现，也是秦穆公费尽心机、层层铺垫进行隐性遮蔽的根本目的所在，这难道不能体现秦穆公老成谋国的敏锐判断力吗？
二“盟”——彰显了秦穆公老成谋国的果敢决策力
秦穆公作为一个老成谋国的政治家，既然已经敏锐地判断出烛之武所言非虚，言之有理，那么立即停止攻打郑国则有利于秦国的长久利益。因此，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把这种利益巩固下来，使之成为一种既定事实，而结盟是获取这种利益最为冠冕堂皇的借口，也能为获取利益最大化披上合法的外衣。
秦晋虽然是结盟国，但这种结盟始终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而一旦一方认为结盟损害了己方的利益，就有可能毁约背盟而分道扬镳。况且乱世结盟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实力最为强大一方的手里，没有绝对的公平可言。虽然秦国与晋国都是大国与强国，但相对而言，当时的晋国在实力上略胜秦国，所以晋国理所当然地掌握着结盟的主动权，秦国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所谓秦晋之好不过是一个骗人的把戏罢了，世俗的通婚有可能上升到亲情的层面而促进双方的和睦关系，而国与国之间的通婚，特别是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奢谈亲情就是无稽之谈，更是自欺欺人。众所周知，秦穆公先是晋文公的亲姐夫，后来又成了他的老丈人，这放到世俗的观念中是无法理解的，这种婚姻的结合，说到底是国家利益至上的产物。儒家所提倡的“礼”和“义”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一旦碰到极大的利益诱惑，便会灰飞烟灭，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当时的“礼”和“义”只能成为征伐他国时师出有名的借口罢了，就如文章开头晋国所找的两个攻打理由“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一样可笑。因此，从实质上讲，一旦秦国能从郑国获取的利益比跟随晋国攻打郑国所获取的利益要大得多，约败盟散便是分分秒秒的事情。
既然结盟如此不靠谱，那么秦国为什么还要与郑国结盟呢？我在上文已经讲过，结盟的主动权是靠实力说话的，往往掌握在强国手中。与郑国相比，秦国是一个超级强国，况且此刻的郑国处于灭亡的边缘，根本没有实力与秦国讲平等结盟的条件，只能任由秦国摆布。在这种情况下，结盟是最好的借口，既可以保证秦国利益的最大化，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堵住晋国的问责之口。秦晋虽然是结盟国，但两者实力相差无几，因而双方都有权利与其他国家结盟，即便是与处于危险边缘的郑国结盟也在情理之中。
毫无疑问，烛之武的劝说之辞，已经拨动了秦穆公的利益之弦。虽然他心里清楚烛之武的根本用意是挑拨秦晋之间的关系，好让郑国能够从灭国之灾中脱身而出，但秦穆公还是能够敏锐地判断出采取什么样的决策才能更加有利于秦国的根本利益。本来，秦穆公跟随晋文公攻打郑国就是为了获取利益，为了利益即便让他处于从属地位也毫无怨言。可烛之武的分析合情合理，更能打动人心。是的，即便郑国灭亡，他能从晋文公手中分得一杯羹，但也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极大的风险性。因为晋国掌握着两国结盟的主动权，晋文公又通过城濮之战打败了另一个大国和强国楚国，确立了霸主之位。所谓霸主，就是要别国臣服于他，由他来领袖群雄。正是因为郑国与秦国之间有这样一个大国存在，秦国即便跟随晋国灭掉郑国分得了土地，但长久占有郑国的土地只是一句空话，只能短暂的拥有，最终可能会贪得无厌的晋国以各种理由与手段收入囊中。
而秦郑结盟情况则有所不同，郑国是一个小国和弱国，结盟的主动权自然掌握在秦国手里。一旦结盟，秦国就会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和合法化。但机会稍纵即逝，迟则生变，快则利秦。作为一个老成谋国的君主，秦穆公在此刻表现出果敢的决策力，立马做出与郑国歃血为盟的决定，并立刻付诸实施，可谓老成谋国。
三“使”——突出了秦穆公老成谋国的精准预知力
不少读者有这样的疑问，既然已经与郑人结盟，退兵便是，又何必要派谴三位大夫戍守郑国呢？此举岂不是要彻底与晋国撕破脸皮吗？这不正好证明秦穆公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吗？怎么能够突出了他老成谋国的精准预知力呢？
“使”按字面解释有“让”或“派”之意，安排自己的心腹之人留守郑国，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如果只结盟而不驻兵，弱小的郑国无法抵御强大的晋国，一旦郑国灭亡，不但一切利益风吹云散，而且还得不偿失地开罪晋国。既然已经与郑国结盟，那么就不能让即将到手的利益化为泡影。驻兵名义上是保护郑国，实际上是为巩固秦国即将到手的利益，同时也能有效地避免晋国在恼羞成怒之下行狗急跳墙的举动。因此，可以这么说，“使”这个命令是在结盟之后自然而然的精心安排，更是秦穆公在深思熟虑之后的老成谋国之举。之所以说是自然而然的精心安排，是因为这个举动看似漫不经心，信手而为，实则却寓含深意，妙不可言。
按照春秋时期国与国之间结盟的规矩，有着一整套的繁琐仪式，还要采用质子、联姻、纳贡等方式来巩固两国的关系。可秦郑结盟是兵临城下的战时之盟，连烛之武都不是光明正大的从国门走出而被迫采取“夜缒而出”的方式。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即便是国之大事的外交结盟也不能不事急从权。可权宜之计的礼法从简并不代表秦穆公的草率。相反，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是慎重的，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和盘托出，代表着他的睿智、果敢、精明。
总而言之，他做出“使”的举动，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对当前形势的精准判断。秦晋都是实力超强的大国，即便不结盟，任何一国都能凭实力灭掉一个弱小的郑国。换言之，晋国即便失去了秦国的帮衬，仍有实力攻打并灭掉郑国。而这正是秦国不愿看到的，也正是烛之武所预测的“邻之厚，君之薄”的不利后果，所以他才做出“使”的举动，让晋国的计划落空。二是为了保护自己已经获得的利益。秦郑已经结盟，秦国也得到郑国使者烛之武的承诺，秦穆公已经获得他认为满意的利益，但这种利益的获得是建立在郑国不被灭亡的基础之上，为了让郑国成为抵御晋国的桥头堡、秦晋发生冲突的缓冲带，秦国必须派兵保护郑国。三是为将来形势的变化提早埋下暗棋。秦穆公借此千载难逢的良机，派心腹之人陈兵郑国，便有了从郑国获取更大利益的资本。
四“还”——显示了秦穆公老成谋国的超强把控力
“还”这个举动有前后相连的两个动作组成：第一个动作是离开，第二个动作是回归。离开郑国意味着离开了是非漩涡，回归秦国意味着可以找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既然已经完成结盟，驻兵两个举动，可谓大局已定，秦穆公再留在郑国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及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与秦而言可以处于更加有利的境地。一则可以向郑国表明结盟的诚意。两国的结盟本是不对等的结盟，秦穆公如果继续留在郑国，难免会让郑伯产生低人一等的羞辱感。而秦穆公的离开恰好避免了这种尴尬，同时也向郑国表明秦国无意占有它的土地，从而可以让惶惶不可终日的郑国君臣长舒一口气。二则可以向晋国表达隐晦的善意。秦郑结盟是一种非正常状态下的结盟，完全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而采取的行为。从内心讲，秦穆公并不想与晋国针锋相对而撕破脸皮，这毕竟对秦不利。怎样在大战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使矛盾降温，最好的方式就是秦穆公选择离开。对晋文公来说，秦穆公的离开隐晦地表达出愧疚低头之意，如此一来便可以给晋文公留三分薄面遮羞。以秦穆公对晋文公的了解，只要自己选择离开，晋文公最终会顾全大局而不至于做出出格的举动，事实也证明了这一推断。而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秦穆公对时局的有着超强把控力，正是基于对晋文公的了解，对郑国现状的了解，他才敢做出放心离去的举动。
回归秦国是一着妙棋，可以让秦穆公找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从而避免了与晋文公的当面对质，为以后修复秦晋的关系留下回环余地。当然，以秦国的实力秦穆公完全没有必要找理由为自己开脱，但我们应该清楚，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所谓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国家之间也是如此。毕竟晋文公是当时当之无愧的霸主，总要留一个他日再见的理由，有时找借口也是对人的一种尊重。如果晋文公派人责问他为什么背盟弃约，他完全可以用一句国内发生重大事故不得不回便为自己找了最义正辞严的托辞。这个举动，表明他已经通盘考虑过与晋与郑之间的关系，明白怎样做才能达到一种平衡而不至于事态恶化，从而使秦国处于有利的地位。由此可见，他对时局的把控力多么强大，多么恰到好处。
虽然，秦穆公离开了是非之地而回归秦国，但他可以遥控指挥，毕竟留在郑国的三个大夫都是他的心腹，完全听命于他，这也是他超强把控力的一种表现。况且他的离开可以让三个大夫大胆行事，为秦国谋取最大利益。既可以拿捏住郑国，又可以让晋国有苦说不出。退一步讲，即便三人做得有些出格，也无伤大雅，只要秦穆公一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便可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最坏的程度，大不了虚张声势对三人略施惩戒便可化解冲突。可以说，这一举动，进可攻，退可守，收放自如。
总之，四个举动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毫无拖泥带水之感，充分证明了秦穆公判断敏锐，决策果敢，预知精准，把控超强，是一个老成谋国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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